早在5000多年前，就有人类在鼎湖这块土地上创造了古老的史前文明。在桂城龙一村贝丘遗址发现的蚬壳、陶片、石器、骨器等，充分展现鼎湖最早原始居民辛勤劳动、繁衍生息的历史画卷。考古发现先民们用石头磨制生产工具，用泥土烧制陶器皿，并懂得制造“彩陶”，制陶技术处于岭南领先地位。

　　清光绪年间，广利爆竹业形成区域生产规模，以砚洲、龙头、沧头村为核心，有爆竹作坊300余家。“广利爆竹”成为西江流域的品牌，制作技术不断创新，还获得多项国家科技奖。

　　民国初年，中国社会处于新旧思想交织时期，人们崇新思变。为保存和发扬国魂、国性和国粹，砚洲人陈焕章力倡孔教并提议将其定为国教，在京成立“孔教大学”，在香港创“孔教学院”，用西方现代学术方法重新阐释孔子思想，使孔子之道适应民生，适应现代生活。1903年，陈焕章在砚洲创办“颍川两等小学堂”，开肇庆办新学之先河。

　　1979年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步，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分水岭中，沙浦人陈志雄率先在村里承包8亩鱼塘，年获利6000多元，次年扩大承包又获丰收，第三年跨队承包355亩鱼塘，并雇工管理，此举影响颇大。1981年，《人民日报》就此发表《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》文章，并设专栏进行10期大讨论，“陈志雄效应”为中国全面推行“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”生产责任制作出了典范。

　　到了1991年，永安镇新朝村农民张达垣承包稻田100多亩，连续三年除完成上交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外，还把剩余的34万多公斤粮食售给国家。他曾两次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大会，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，并被评为“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售粮模范”。张达垣以博大胸怀和乐于奉献精神，塑造出当代农民的新形象。

　　     百折不挠，勇于抗争   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，为维护国家主权，清御史苏廷魁（广利人）屡次上书清朝廷，提议修筑虎门、燕塘、大沙河、龟岗等要塞，以防英军扰乱。《南京条约》签订后，朝野上下分主战、主和两大派。苏廷魁的老师、文华大学士、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力主与英国议和；在民族利益的问题上，苏立场坚定，继续上疏，主张抗御外来侵略。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，苏廷魁被任命为广东团防大臣，组建“广东团练总局”，带领人民奋力抗击英法联军，并取得胜利，捍卫了国家尊严。对此事件，恩格斯曾作出伟大预言：“华南人民在反对外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情绪本身，似乎表明对古老中国所处极度危险的一种觉醒。不要过多少年以后，我们就会亲眼看到……全亚洲新纪元的曙光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》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，第79页）

　　大革命时期，广利、永安一带农村先后成立11个乡级农民协会、2个区级农民协会和组建农民自卫军，多次与土豪劣绅展开战斗。桃溪战斗，迫使地主实行“四六减租”和取消苛刻虐待农民行为。1926年3月，沙浦、富廊等地先后建立6个中共党支部，成为领导农民革命的中坚力量。1927年11月，组织广利暴动，成功牵制两广军阀，有力配合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夺取广州的“秋收暴动”。在这一时期革命斗争中，先后有59名鼎湖人献出宝贵的生命，他们的鲜血滋润着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。

　　抗日战争时期，为阻日军西进，共产党员苏佩瑜等带领3支抗日先锋队，深入乡村发动民众，组织起600多人的西江抗日青年团，配合国民党自卫队与敌周旋。广东江防舰队驻守羚羊峡，主动出击马口，“先后击沉日舰1艘、击伤日机4架、摧毁日军炮台4座。日军为了报复，多次出动飞机，反复寻找江防舰队舰只狂轰滥炸，除‘平西’号舰外，其他舰艇悉被炸沉”（《广东省志·军事志》）。没有舰艇，他们在民众的支持下自制水雷，坚持在羚羊峡水面布雷御敌，成功封锁西江航道达6年之久。

　　鼎湖区紧靠西江，境域大多数为冲积平原，西江水平面每年有数月高于平原，洪水的威胁从没间断过。大面积的山峦经常暴发山洪。洪涝是鼎湖最大的自然灾害。为防御西江洪水，鼎湖人代代筑堤。宋代始就有“开涌排涝”方法。“宋至道二年（996年）修高要县西江榄江堤（今广利长利堤），是珠江三角洲修堤的最早记载”（《广东省志·水利志》）。修堤工作盛于明清。民国时期，人们用简陋的工具兴筑大小堤围12条，总长107.76公里，护卫耕地、村落面积14.71万亩。1914年至1949年的35年间共决堤29次（处）。水患在鼎湖人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“担基围”意识愈加强烈，不断改造堤防，进行联围建闸，对堤围进行大规模除险加固和加高培厚，形成保护万亩以上的堤围3条，保护万亩以下的堤围9条。西江北岸有后沥、罗隐、长利、横槎、贝水涌；西江南岸有典水、桃溪、东江、香山涌。鼎湖山、烂柯山修筑有总长47.7公里的环山渠，以削弱山洪的威胁。1960年，建成以灌溉为主兼防洪、发电、供水、养殖、旅游于一体的九坑河水库。防洪涝体系的完善，确保鼎湖一方平安及社会经济发展。1988年至2000年，西江共出现6次特大洪水，每当洪水袭来，鼎湖人民众志成城、奋力拼搏，在抗洪抢险中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　　     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    鼎湖区域不大，历史上却有“四教”（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）并存。鼎湖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，没有排斥，而是吸收，尤其是佛教，在岭南佛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
　　唐开元年间，广东佛教兴盛，六祖惠能的徒弟智常禅师看重鼎湖民众的佛缘，在鼎湖山创建白云寺，修筑属下寺院36间，名噪一时。“当时佛法初兴，高僧类聚。环山四面，皆为招提。人各一区，凡三十有六。至今飞水潭、涅槃台、三昧泉、圣僧桥、罗汉市，遗迹尚存”（《鼎湖山志》）。日本留唐僧荣睿和普照请中国高僧鉴真和尚到日本传法，第五次东渡失败驻足鼎湖山，荣睿因病圆寂长留鼎湖，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印记。明崇祯六年（1633年）鼎湖的佛教信众在鼎湖山南麓莲花塘创建莲花庵，后经道丘栖壑和尚统一规划，建成殿堂僧舍齐备的庆云寺。庆云寺的诞生，信众如流，使鼎湖成为佛教活动的中心。清代和民国，庆云寺两度遭火灾，鼎湖民众纷纷捐款重修。清代灾后修建，鼎湖名人苏廷魁、彭泰来分别为庆云寺题书山门匾额和对联。如今，庆云寺成为岭南四大名刹之一。

　　道教何时传入鼎湖，虽无资料记载，但传世文物足以证明道教曾传入这片土地。众所周知，“真人”指道教得道而神通的人。清代鼎湖建有3座“真人庙”，今建筑保存完好的有2座。一是乾隆年间的桃溪何真人庙；二是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的蕉园苏真人庙。透过“真人庙”，可窥测鼎湖道教的兴盛和人们的接纳程度。

　　天主教和基督教植根鼎湖虽较佛、道教晚，但也逾百年。迄今在沙尾村、鹅塘村、独岗朱村和水坑村有天主教的天主堂，水坑村还有基督教的福音堂。教徒在这些活动场所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，与不同信仰的居民长期和睦相处。

　　抗战期间，美国援华的“飞虎队”飞行员哈克中尉，在与日军作战中被击伤，飞机在鼎湖山三宝峰坠毁。蕉园村村民梁达中、梁树德、梁觉民、梁东妹等冒着生命危险合力营救，将受伤的哈克安全护送到抗日后方韶关，成就中美友好佳话。

　　建区后，鼎湖人笑纳四方宾客。1988年至2000年，引进“三资”（外资、合作、合资）企业148家、“三来一补”（来料加工、来样加工、来料装配和补偿贸易）企业80家，实际利用外资1.72亿美元。外商来自台湾、香港、澳门等地区和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国家，他们与鼎湖人共同耕耘，共同创业。

　　     尊师重教，尚学成风　在儒教文化熏陶下，历史上的名人俊彦层出不穷。

　　宋代，西江流域的儒学教育中心自封州（今封开县）东移端州。州学的建立，成了州治邻乡学子的科举平台。鼎湖近在咫尺，自有地利之便。众多南迁移民落籍鼎湖，带来中原良好的学风，鼎湖科举从此起步。宋绍熙三年（1192年）水坑村孕育出陈观祐、陈景实进士，观祐官至翰林学士，景实任江右提学副使。至明末，有进士7名，举人20名。

　　清代，尚学风气浓厚。私学如雨后春笋在乡间村落出现，科举及第人数大幅度超过前代，有进士19名、举人85名、贡生200多名，彭泰来、苏廷魁、吴桂丹、陈焕章等便是肇庆文化教育史上杰出人物的代表。

　　民国时期，盛行送子弟到大城市就读名校，甚至出国深造。期间有大专学校毕业生139人，相当部分是在广州、北平（今北京）、上海、天津的名校毕业，国立中山大学的毕业生有17名；留学美、德、法、日等国家12人，其中获博士学位、硕士学位各5人。吴大猷（水坑人）就是当中的佼佼者，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，被称为“中国物理学之父”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府加大教育投入，携手夯实教育基础。1991年至2000年，社会捐款5089.80万元，年均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7.21%。以资助人命名的学校2所，资助建设的学校5所，教学楼、实验楼、校舍15幢。全区中小学校告别危房，进入楼房化时代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如期实现。每年数百学子考进各类大专院校，成为国家建设栋梁。社会文化层次明显增高，大学以上学历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90年的0.64%上升至2000年的1.76%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