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鼎湖区历史文化

发布日期:2022-10-21 15:51:06  来源:肇庆市鼎湖区地方志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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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早在5000多年前,就有人类在鼎湖这块土地上创造了古老的史前文明。在桂城龙一村贝丘遗址发现的蚬壳、陶片、石器、骨器等,充分展现鼎湖最早原始居民辛勤劳动、繁衍生息的历史画卷。考古发现先民们用石头磨制生产工具,用泥土烧制陶器皿,并懂得制造“彩陶”,制陶技术处于岭南领先地位。

       清光绪年间,广利爆竹业形成区域生产规模,以砚洲、龙头、沧头村为核心,有爆竹作坊300余家。“广利爆竹”成为西江流域的品牌,制作技术不断创新,还获得多项国家科技奖。

       民国初年,中国社会处于新旧思想交织时期,人们崇新思变。为保存和发扬国魂、国性和国粹,砚洲人陈焕章力倡孔教并提议将其定为国教,在京成立“孔教大学”,在香港创“孔教学院”,用西方现代学术方法重新阐释孔子思想,使孔子之道适应民生,适应现代生活。1903年,陈焕章在砚洲创办“颍川两等小学堂”,开肇庆办新学之先河。

       1979年,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步,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分水岭中,沙浦人陈志雄率先在村里承包8亩鱼塘,年获利6000多元,次年扩大承包又获丰收,第三年跨队承包355亩鱼塘,并雇工管理,此举影响颇大。1981年,《人民日报》就此发表《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》文章,并设专栏进行10期大讨论,“陈志雄效应”为中国全面推行“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”生产责任制作出了典范。

       到了1991年,永安镇新朝村农民张达垣承包稻田100多亩,连续三年除完成上交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外,还把剩余的34万多公斤粮食售给国家。他曾两次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大会,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,并被评为“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售粮模范”。张达垣以博大胸怀和乐于奉献精神,塑造出当代农民的新形象。

       百折不挠,勇于抗争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,为维护国家主权,清御史苏廷魁(广利人)屡次上书清朝廷,提议修筑虎门、燕塘、大沙河、龟岗等要塞,以防英军扰乱。《南京条约》签订后,朝野上下分主战、主和两大派。苏廷魁的老师、文华大学士、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力主与英国议和;在民族利益的问题上,苏立场坚定,继续上疏,主张抗御外来侵略。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,苏廷魁被任命为广东团防大臣,组建“广东团练总局”,带领人民奋力抗击英法联军,并取得胜利,捍卫了国家尊严。对此事件,恩格斯曾作出伟大预言:“华南人民在反对外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情绪本身,似乎表明对古老中国所处极度危险的一种觉醒。不要过多少年以后,我们就会亲眼看到……全亚洲新纪元的曙光。”(《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》,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,第79页)

       大革命时期,广利、永安一带农村先后成立11个乡级农民协会、2个区级农民协会和组建农民自卫军,多次与土豪劣绅展开战斗。桃溪战斗,迫使地主实行“四六减租”和取消苛刻虐待农民行为。1926年3月,沙浦、富廊等地先后建立6个中共党支部,成为领导农民革命的中坚力量。1927年11月,组织广利暴动,成功牵制两广军阀,有力配合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夺取广州的“秋收暴动”。在这一时期革命斗争中,先后有59名鼎湖人献出宝贵的生命,他们的鲜血滋润着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。

       抗日战争时期,为阻日军西进,共产党员苏佩瑜等带领3支抗日先锋队,深入乡村发动民众,组织起600多人的西江抗日青年团,配合国民党自卫队与敌周旋。广东江防舰队驻守羚羊峡,主动出击马口,“先后击沉日舰1艘、击伤日机4架、摧毁日军炮台4座。日军为了报复,多次出动飞机,反复寻找江防舰队舰只狂轰滥炸,除‘平西’号舰外,其他舰艇悉被炸沉”(《广东省志·军事志》)。没有舰艇,他们在民众的支持下自制水雷,坚持在羚羊峡水面布雷御敌,成功封锁西江航道达6年之久。

        鼎湖区紧靠西江,境域大多数为冲积平原,西江水平面每年有数月高于平原,洪水的威胁从没间断过。大面积的山峦经常暴发山洪。洪涝是鼎湖最大的自然灾害。为防御西江洪水,鼎湖人代代筑堤。宋代始就有“开涌排涝”方法。“宋至道二年(996年)修高要县西江榄江堤(今广利长利堤),是珠江三角洲修堤的最早记载”(《广东省志·水利志》)。修堤工作盛于明清。民国时期,人们用简陋的工具兴筑大小堤围12条,总长107.76公里,护卫耕地、村落面积14.71万亩。1914年至1949年的35年间共决堤29次(处)。水患在鼎湖人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新中国成立后,“担基围”意识愈加强烈,不断改造堤防,进行联围建闸,对堤围进行大规模除险加固和加高培厚,形成保护万亩以上的堤围3条,保护万亩以下的堤围9条。西江北岸有后沥、罗隐、长利、横槎、贝水涌;西江南岸有典水、桃溪、东江、香山涌。鼎湖山、烂柯山修筑有总长47.7公里的环山渠,以削弱山洪的威胁。1960年,建成以灌溉为主兼防洪、发电、供水、养殖、旅游于一体的九坑河水库。防洪涝体系的完善,确保鼎湖一方平安及社会经济发展。1988年至2000年,西江共出现6次特大洪水,每当洪水袭来,鼎湖人民众志成城、奋力拼搏,在抗洪抢险中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     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 鼎湖区域不大,历史上却有“四教”(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)并存。鼎湖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,没有排斥,而是吸收,尤其是佛教,在岭南佛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
       唐开元年间,广东佛教兴盛,六祖惠能的徒弟智常禅师看重鼎湖民众的佛缘,在鼎湖山创建白云寺,修筑属下寺院36间,名噪一时。“当时佛法初兴,高僧类聚。环山四面,皆为招提。人各一区,凡三十有六。至今飞水潭、涅槃台、三昧泉、圣僧桥、罗汉市,遗迹尚存”(《鼎湖山志》)。日本留唐僧荣睿和普照请中国高僧鉴真和尚到日本传法,第五次东渡失败驻足鼎湖山,荣睿因病圆寂长留鼎湖,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印记。明崇祯六年(1633年)鼎湖的佛教信众在鼎湖山南麓莲花塘创建莲花庵,后经道丘栖壑和尚统一规划,建成殿堂僧舍齐备的庆云寺。庆云寺的诞生,信众如流,使鼎湖成为佛教活动的中心。清代和民国,庆云寺两度遭火灾,鼎湖民众纷纷捐款重修。清代灾后修建,鼎湖名人苏廷魁、彭泰来分别为庆云寺题书山门匾额和对联。如今,庆云寺成为岭南四大名刹之一。

       道教何时传入鼎湖,虽无资料记载,但传世文物足以证明道教曾传入这片土地。众所周知,“真人”指道教得道而神通的人。清代鼎湖建有3座“真人庙”,今建筑保存完好的有2座。一是乾隆年间的桃溪何真人庙;二是同治十二年(1873年)的蕉园苏真人庙。透过“真人庙”,可窥测鼎湖道教的兴盛和人们的接纳程度。

       天主教和基督教植根鼎湖虽较佛、道教晚,但也逾百年。迄今在沙尾村、鹅塘村、独岗朱村和水坑村有天主教的天主堂,水坑村还有基督教的福音堂。教徒在这些活动场所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,与不同信仰的居民长期和睦相处。

抗战期间,美国援华的“飞虎队”飞行员哈克中尉,在与日军作战中被击伤,飞机在鼎湖山三宝峰坠毁。蕉园村村民梁达中、梁树德、梁觉民、梁东妹等冒着生命危险合力营救,将受伤的哈克安全护送到抗日后方韶关,成就中美友好佳话。

        建区后,鼎湖人笑纳四方宾客。1988年至2000年,引进“三资”(外资、合作、合资)企业148家、“三来一补”(来料加工、来样加工、来料装配和补偿贸易)企业80家,实际利用外资1.72亿美元。外商来自台湾、香港、澳门等地区和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国家,他们与鼎湖人共同耕耘,共同创业。

       尊师重教,尚学成风 在儒教文化熏陶下,历史上的名人俊彦层出不穷。

       宋代,西江流域的儒学教育中心自封州(今封开县)东移端州。州学的建立,成了州治邻乡学子的科举平台。鼎湖近在咫尺,自有地利之便。众多南迁移民落籍鼎湖,带来中原良好的学风,鼎湖科举从此起步。宋绍熙三年(1192年)水坑村孕育出陈观祐、陈景实进士,观祐官至翰林学士,景实任江右提学副使。至明末,有进士7名,举人20名。

        清代,尚学风气浓厚。私学如雨后春笋在乡间村落出现,科举及第人数大幅度超过前代,有进士19名、举人85名、贡生200多名,彭泰来、苏廷魁、吴桂丹、陈焕章等便是肇庆文化教育史上杰出人物的代表。

       民国时期,盛行送子弟到大城市就读名校,甚至出国深造。期间有大专学校毕业生139人,相当部分是在广州、北平(今北京)、上海、天津的名校毕业,国立中山大学的毕业生有17名;留学美、德、法、日等国家12人,其中获博士学位、硕士学位各5人。吴大猷(水坑人)就是当中的佼佼者,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,被称为“中国物理学之父”。

       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加大教育投入,携手夯实教育基础。1991年至2000年,社会捐款5089.80万元,年均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7.21%。以资助人命名的学校2所,资助建设的学校5所,教学楼、实验楼、校舍15幢。全区中小学校告别危房,进入楼房化时代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如期实现。每年数百学子考进各类大专院校,成为国家建设栋梁。社会文化层次明显增高,大学以上学历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90年的0.64%上升至2000年的1.76%。